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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辯護制度新探

作者:王梓娜

  【摘 要】強制辯護制度是指為保障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出現法定情形時,國家為被追訴人聘請符合條件的律師且被追訴人不得放棄的一種辯護制度。在這種強制辯護制度下,非經辯護人進行辯護的案件結果不得被執行。此種制度雖然不屬于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明文規定的一種辯護制度,但是自2012年修改《刑事訴訟法》以來,為了保障被追訴人的辯護權和控辯雙方在形式上力量的均衡,與之近似的法律援助制度逐漸建立。在實踐中該制度存在很多問題,如辯護效果不佳、申請法律援助率較低、審前程序執行不到位、律師辦案補貼標準過低、律師數量難以滿足長遠需求、律師辦案權利難以保障等等。要想實現真正的強制辯護制度,就必須先解決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存問題,以比較法的視野對國際上的主流代表性國家及國際組織強制辯護制度立法情況進行考察,分析利弊,重點結合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實施現狀,對構建我國強制辯護制度以及完善法律援助辯護制度提出合理的建議:第一,在《憲法》中確立辯護權不得放棄主義;第二,在《刑事訴訟法》中全面確立強制辯護制度;第三,聯合出臺司法解釋細化強制辯護制度的執行;第四,出臺強制辯護律師補貼實施辦法;第五,嚴格強制辯護案件的質量監督。本文的研究內容在辯護制度領域具有突出作用,以“保障被告人程序人權”的理念和原則為歸宿,運用文獻研究方法、歷史分析方法以及比較研究方法等,試圖實現研究的體系化,更大程度上實現保障人權的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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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強制辯護;任意辯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
  一、緒言
  強制辯護制度是刑事辯護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確立強制辯護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給予控辯雙方相對平等的權利配置,以期防止國家司法機關權力的濫用,進而使被追訴人的合法權利得到保障。
  “人權”的概念在2004年首次被引入我國立法,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明確規定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刑事訴訟活動涉及對被追訴人人身自由以及生命的剝奪,事關被追訴人的基本人權,故而對刑事訴訟程序的要求不得不更加嚴格。然而在實踐中,被告人的辯護權時常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這是被告人權利被侵害最明顯的表現。我國憲法第125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和第二百六十七條明確規定了“應當”法律援助辯護的情形和“可以”法律援助辯護的情形。應當說,我國法治人權意識正在不斷加深,但是在實踐當中對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實情況仍然存在諸多的缺陷和不足,辯護率和辯護的有效性長期低迷。當前,對于我國逐步完善法律援助辯護制度的立法與司法問題,甚至設立我國專門獨立的“強制辯護制度”,學界的呼聲越來越高。
  二、強制辯護制度的基本問題
  (一)強制辯護制度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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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強制辯護制度的基本問題
  (一)強制辯護制度釋義
  1.強制辯護制度之概念梳理
  我國臺灣學者陳樸生教授指出:“強制辯護或稱必要辯護,非經辯護人到庭不得審判,即所謂應用辯護人之案件。” i如果在庭審過程中,被告人未得到指定辯護人的辯護,則基于庭審所作出的判決不合法。其他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強制辯護的含義進行了界定。有的學者從設置強制辯護制度的目的出發來界定概念。還有學者側重從強制辯護制度的適用階段的視角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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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強制辯護制度是指為保障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出現法定情形時,國家為被追訴人聘請符合條件的律師且被追訴人不得放棄的一種辯護制度。在這種強制辯護制度下,非經辯護人進行辯護的案件結果不得被執行。
  2.強制辯護制度與相關概念的界分
  (1)強制辯護制度與法律援助制度
  強制辯護制度與法律援助制度都是基于人權保障的理念,賦予被追訴人基本辯護權利的制度,都帶有幫扶、扶助性質,但是,兩者也有一些不同之處。二者的適用主體不同:法律援助制度所針對的主體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不限于此二者。強制辯護制度并不適用于公訴案件中的被害方以及自訴案件中的自訴人,而僅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二者適用標準不同:強制辯護制度的著眼點在于根據案件本身的情況,是否有必要在案件中適用強制辯護的規定。強制辯護制度的適用標準是抽象的,是從案件的性質出發,以概括式的方法劃定界限。相反,適用法律援助辯護的情形更多,其著眼點也根據具體案件的不同情況而有所轉移。有的情況下重點考察案件的具體類型;也有的情況下需要考慮被告人自身狀況。二者制度設計的出發點不同:強制辯護制度的設計是通過賦予控辯雙方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平等的力量,進而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不會因為公訴人的力量過于強大而遭到侵害。而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發點則是幫助弱勢群體。
  (2)強制辯護制度與指定律師辯護制度
  指定律師辯護,是指對于具有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其沒有委托辯護人,辦案機關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擔任其辯護人,協助被告人進行辯護。指定律師辯護與強制辯護在一些方面存在不同。二者主管的部門不同,強調的理念不同,所處的位階不同。
  (3)強制辯護制度與任意辯護制度
  任意辯護制度是與強制辯護制度相對應的一種制度。任意辯護指的是,在刑事程序中并非必須經過辯護而得以案件終了的辯護制度。被追訴人在任意辯護的情況下,可以自主選擇和決定是采取自行辯護的方式,還是選擇取得其他辯護人幫助的方式。被追訴人在選擇具體辯護人時,也擁有自主的選擇權。而當被追訴人沒有選擇辯護人進行辯護時,法院或者其他辦案機關沒有義務為被追訴人指定辯護人。
  (二)強制辯護制度的分類
  以訴訟階段為標準劃分,可以分為偵查階段的強制辯護、審查起訴階段的強制辯護、審判階段的強制辯護等。
  以指定辯護的主體為標準,可以將強制辯護劃分為由偵查機關指定、由公訴機關指定和由審判機關指定辯護人的強制辯護。
  以被追訴人是否有選擇權為標準劃分,可以將強制辯護分為被追訴人有選擇權的強制辯護和被追訴人無選擇權的強制辯護。   三、我國強制辯護制度的現狀
  (一)立法現狀
  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并沒有完全確立強制辯護制度,但是與之類似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經初步建立。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34條、267條對該制度進行了完善,總結而言在四個方面有所體現:其一,擴大了“應當”進行法律援助的范圍。其二,提前了適用法律援助的訴訟階段。其三,調整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其四,許可了申請獲得刑事法律援助的制度。另外,在刑訴速裁程序中,法律援助制度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立法和司法實踐經驗不足,也沒有對國家責任作出明確的立法,仍然停留在救助階段,且許多立法規范還存在不合理之處。
  (二)司法現狀
  立法規定的進步是我國刑事法保障被告人人權、平衡控辯力量觀念、意識的進步。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在刑事司法中依然存在諸多問題。刑事訴訟律師的辯護率在我國還很低迷,一般認為只有25~30% ii。而新規定的實施為律師辯護率所帶來的,也僅僅是有限的提高。并且存在許多立法與實踐的錯位。具言之:
  1.辯護效果不佳
  盡管我國2012年的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保障了特殊主體及案件得到法律援助辯護的權利,然而司法實踐中仍有大量的被告人沒有獲得律師幫助或者有效辯護的情況,辯護的數量和質量均難以保證。
  距離刑事訴訟法要求的重大案件辯護強制性的規定還有很大差距,得到辯護的案件比例僅為25%-30%,還有70%的案件沒有律師進行辯護。通過申請實現援助的比例就更低。得到辯護的案件,又很難充分聽取律師的辯護意見,故而造成辯護效果差的現實。
  2.申請法律援助率低
  當前,辦案機關在審前程序很難做到將全部有需求或法定情形的案件全部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就連已經通知的案件中,也存在著辦案機關內部以及辦案機關同法律援助機構之間缺乏有機的結構安排。辦案過程中同法律援助機關的聯系上會出現空白或者重疊的情況。通知函件的具體格式、通知途徑和方式還沒有完善規定,導致實踐中無章可循。另外,在實踐中,有些辦案機關只通知卻不送交訴訟文書,導致造成法律援助機構不能依法了解案情、案件進度,也不能指派適合的、有相關經驗的律師辦案,對案件的歸檔管理也造成障礙。
  3.審前程序執行不到位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律援助的適用階段由審判階段擴展到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由于適用范圍的擴大,法律援助案件在數量上也相應地應當有所增加。但是在實踐中,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的法律援助數量與審判階段相比,依然相差懸殊,總數也并沒有呈現出相對應的理論值。辦案機關也很難執行新法中規定的提供援助的方式,盡不到在辦理案件的各個階段的通知義務。另外,《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3款的規定,在執行中部分部門缺乏操作性。
  4.律師辦案補貼標準過低
  2003年的《法律援助條例》確立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責任”的基本原則。政府需要為法律援助提供其正常運行所需的必要經費。法律援助制度適用階段的擴展也意味著刑事法律援助的任務加重,而經費上的壓力也必然會有所增加。但是,法律援助的經費總額,還是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補貼,都與實際所需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進而降低辦案質量。刑事法律援助辦案補貼結構不合理,使得有些律師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時投入與收入存在著懸殊的差距。
  辦案補貼是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不產生的成本費用,并不包含律師辦理案件的智力投入和勞務報酬。何況目前的情況是,低標準的辦案補貼難以滿足律師辦案的成本,如果遇到異地辦案的情況,律師會入不敷出。這種情況導致社會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積極性銳減,也有損辦案質量。
  5.律師數量難以滿足長遠需求
  如今法律援助制度實施不完備,還存在大量的未經辯護律師辯護徑行裁判的案件。倘若完備的實施強制辯護制度,現在的律師數量還遠遠達不到需要強制辯護案件量的需要。尤其是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更加存在高素質律師短缺的情況。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數量還沒有提升,總數不是太多,看起來沒有與律師資源形成突出的矛盾。造成這種表象的主要原因是現今許多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沒有得到切實執行,有些制度還沒有完善。一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運行機制成熟之后,或是正式建立起強制辯護制度,案件數量陡增將是必然的趨勢,那時如果律師資源還是現在的狀態,將難以滿足需求。
  6.律師辦案權利難以保障
  法律援助律師與其他委托辯護的律師并無本質區別,只是律師辯護來源不同而已。但在實踐中辯護律師遭到的會見難、手續繁、收費高等問題尤為突出。
  其一,刑事法律援助是基于當事人或案件本身的特殊情況,由法律援助機構進行指派的制度,與當事人和律師之間建立的委托關系是完全不同的。委托書和法律援助公函是“或”的關系,但看守所經常出現要求法律援助律師提供委托書的情形。
  其二,法律援助機構通知指派律師、送達訴訟文書及通知律師出庭辯護的時間不能按照法律規定,有時很晚,以至于律師沒有充足的時間對被告人進行會見、閱卷、調查取證,更沒有充足的時間準備出庭,寫辯護意見,辯護工作變為了走過場。
  其三,辦案機關對法律援助辯護律師的重視程度不高,使得不但律師辦案權利難以保障,還直接影響到被追訴人權利和案件的公正程度。
  7.法律援助機構及辦案律師自身存在問題
  盡管在辦案機關和法律援助大環境下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法律援助機構和辦理這類案件的辯護律師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有的律師由于被告人文化水平較低,交流上存在不順暢的情況,辦案不盡職盡責,走過場,敷衍了事。不看卷、不會見、不準備、不寫稿,在法庭上套用慣常做法。再如,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大多為青年律師,執業年限不長,經驗有限、執業能力有限,直接導致辯護效果較差。   四、完善我國強制辯護制度的對策
  “完美的程序正義是指那些總是產生公正結果的程序。不完美的程序正義是指無法在每一種情況下都確保公正結果的程序。” iii本文將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問題向讀者展現后,擬針對這些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提出對策、建議,與讀者切磋。
  (一)在《憲法》中確立辯護權不得放棄主義
  辯護權不得放棄意味著被告人自我反抗和被他人維護的權利不得放棄。“刑事辯護權的產生是對控訴的回應,是實在法對被告人在受到刑事指控時就指控予以抵抗的心理本能的肯認,這正是刑事辯護權得以產生的社會心理學基礎。” iv被追訴人在被國家公權力機關指控后,可以通過辯護來反駁、抵抗控方的攻擊,倘若沒有了這種抵抗,被追訴人在刑事訴訟中則成為了任控方宰割的“羔羊”。
  辯護權不得放棄意味著被告人參與追訴過程得到義務不得放棄。被追訴人即使并沒有獲得預先判斷的審判結果,但是因為自身的參與和感知,在程序的正義上而感覺受到了公正的對待。
  (二)在《刑事訴訟法》中全面確立強制辯護制度
  要想解決我國強制辯護制度的深層次問題,首先要從觀念上糾正。要充分認識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乃至以后可能設置的強制辯護制度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現今我國依然停留在國家賦予地位微弱的被告予以救濟的權利的層面,其強調的是弱勢被告人或弱勢案件進行救助,出發點在于慈善行為,只是該種慈善的實施主體是國家,所以樹立起公正程序理念迫在眉睫。
  (三)聯合出臺司法解釋細化強制辯護制度的執行
  1.建立程序無效制度
  法律的根本屬性在于其具有強制力。體現強制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不利訴訟后果的承擔和追責機制。其中最有效的屬程序性制裁,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27條規定,如果一審案件屬于應當指定而沒有指定,造成被告人沒有律師辯護,在二審程序中就應當以“程序違法”為由,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正是由于這樣的責懲機制,在審判實踐中,一審法院對于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法定法律援助案件,都會積極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被告人指派律師辯護。但是,如果被告人缺乏法律知識,沒有上訴進行二審,原審中的程序問題就被埋沒在執行程序之中,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筆者建議,增加執行局的審查責任,對于一審送交執行的案件,應當在程序上審查是否符合《刑訴法》中規定的程序無效情形,如若屬于程序違法,應當退回一審法院重審。賦予執行局程序審而非事實審的責任,有利于最大限度的維護司法公正。
  2.擴大強制辯護制度的適用范圍
  筆者認為,現今規定的“經濟困難”的被告人以“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及法律援助事業的需要規定”作為標準,較為不合理。應當借鑒加拿大的衡量標準,即以被追訴人履行了全部經濟義務后,是否還有可自由運用的收入繳納律師服務費。故,應當擴大“經濟困難人”的范疇。
  法律援助制度主要針對的對象是基于其自身在生理、心理、年齡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需要進行了法律對此類犯罪嫌疑人道義上的傾斜。這類人的范圍,仍然可以擴大。筆者認為可以將“老人”納入法律援助的范圍內。該年齡標準可以參照《刑法》規定為75周歲以上。
  3.拓展強制辯護制度的適用階段
  筆者認為不僅在強制辯護的適用領域,且在整個辯護制度的范疇內,都應當對適用階段進行擴大,也即擴大至執行階段。尤其是財產刑的執行,查封、扣押、拍賣等,對標的物的確定、對財產數額的確定,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歧義時,律師的存在就顯得很有必要。
  4.強制辯護制度應在認罪認罰制度中得以確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于授權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決定草案》(以下簡稱《草案》) 提出: 審前程序中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應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人民檢察院應就指控罪名及從寬處罰建議等事項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要完善值班律師制度,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幫助其進行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以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獲得及時、充分、有效法律幫助的前提下自愿認罪認罰,防止無辜者受到錯誤追究。
  律師參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至少可以發揮以下四個方面的作用。第一,保障認罪的自愿性,防范刑訊逼供;第二,保障認罰的公正性,防止非法指控;第三,有效實現繁簡分流;第四,保障被追訴人表達客觀理性,避免意思表達錯誤或誤解。
  5.強制辯護制度應在速裁程序中得以確立
  刑事速裁案件都是簡單輕微刑事案件,在偵查階段作為重點。然而,這一階段也是刑事訴訟中極為容易出現由于辦案人員和犯罪嫌疑人雙方在訴訟程序上實力的不均衡,導致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受到侵犯的情況。辦案人員為保證處理案件的效率和結案數量,可能利用控方在刑事訴訟中的優勢地位,利用犯罪嫌疑人的不利地位,侵犯其訴訟權利。
  基于此,在適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能夠得到來自于律師的幫助,那么對于保障辦案機關以及犯罪嫌疑人在訴訟結構上實力的均衡,進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不被侵犯而言,將是十分有幫助的。另外,援助律師的介入可以有效的保障速裁程序的適用,進而推進偵查階段的進程,避免或者減少案件在偵查階段不必要的拖延。同時,也能夠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
  在審查起訴階段,基于偵查階段援助律師所做的工作,犯罪嫌疑人可以配合檢察院的工作,認罪、認罰等,同時援助律師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同檢察院達成例如量刑協議時的合法權益。
  (四)出臺強制辯護律師補貼實施辦法
  經費問題是制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事業發展的核心問題。在短時間內國家大力增加法律援助經費投入,甚至將律師公職化處理還存在一定困難。所以應當多措并舉解決好“錢”的問題。司法部、民政部、財政部應當聯合出臺《強制辯護律師補貼實施辦法》。   首先,政府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勢頭增加法律援助經費,其中應針對該筆款項進行專門的測算和預算,實行專款專用。
  其次,除了直接的財政支持,還應當從政策角度加大傾斜。對情勢比較嚴重的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應加大國家轉移支付、公益彩票基金的扶持力度。鼓勵人才流入需求量大的區域。
  再次,應當對律師辦案經費進行重新定位,對其中的額度及配比進行實事求是的劃分。明確辦案經費不等于成本費的觀念。律師也沒有義務替國家盡到援助和維護訴訟結構公平的義務。故而應當增加律師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提供的智力服務報酬。對法律援助律師的復印費實行全部免費。
  (五)嚴格強制辯護案件的質量監督
  強制辯護中的指定辯護的質量需要有一個具體的衡量標準,同時需要對于律師的工作進行有效的監督。一方面可以通過將強制辯護引入偵查程序,這樣可以使指定辯護的律師從偵查階段就能介入了解案情,收集證據,為法庭審判階段的辯護工作做好準備,唯有充足的準備才能保證辯護的質量。另一方面應該提高被指定辯護律師的辦案收入,現有的法律援助工作帶有明顯的公益性質,但是這種公益性質應該更多的體現在國家而不是辦案律師的個人身上。國家作為法律援助的責任主體,負有提供法律援助合理資金的義務。
  當然對于律師的服務質量還應該設立必要的監督機制。如果經過審查,認為辯護律師的辯護“無效”,那么應該對于案件進行重新審理。如果律師的工作失誤對于案件沒有產生實質影響,人民法院應該駁回被告人的申請。
  對于作出無效辯護的律師,如果其確實嚴重損害了被告人的利益,可以根據程度,對律師進行必要的處罰,包括吊銷執業資格、罰款等一系列的手段。如果沒有嚴重影響被告人的訴訟權益,只是律師在執業過程中沒有盡到一定的謹慎勤勉義務,那么可以通過律師協會對于律師進行必要的處罰。
  (六)擴充強制辯護律師人數
  廣泛吸納可用社會人才在法援案件中的作用,才能夠真正解決現存的辯護問題。例如,高校的教授、退休法官、檢察官、公證員、已經通過司法考試兩年以上的在校碩士生、博士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都可以依據條件和專業方向擔任法律援助辯護的律師。形成法律援助案件由公職(專職法律援助)律師為主,社會分級律師為輔的法律援助律師結構。
  五、結語
  “強制辯護”制度是改革我國的“指定辯護”制度(法律援助辯護)的重要方向。這并非只是概念上的標新立異,而是相較于我國現行的指定辯護制度,強制辯護制度的制度設計、理論基礎方面更為科學,更符合現代刑事訴訟的要求。
  長久以來,對于強制辯護的概念以及強制辯護的對象存在一定的誤解。本文試圖通過對強制辯護對象的厘清、對強制辯護內容的梳理,近一步明確強制辯護的國家責任。通過借鑒西方法治先進國家在強制辯護制度方面的立法經驗,立足我國實際。筆者希望能在構建符合我國強制辯護制度方面做出有益創想,加之以系統的理論思考,輔之以科學的研究方法,為我國刑事辯護制度在這一領域的理論和實務發展,貢獻綿薄之力。
  注釋:
  i 陳樸生著:《刑事訴訟法實務》,臺灣海天印刷廠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3頁。
  ii顧永忠主編: 《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國實踐與國際視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
  iii 【美】邁克爾·D·貝勒斯著:《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張文顯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
  iv 謝佑平著:《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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